周建和他的300万亩农业“试验田”

周建 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

　　18岁离开农村时，周建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是2002年，他考上了重点大学，即将奔赴千里之外的大连学习“时髦”的电子商务专业。家里那几亩靠天吃饭的田地，在他眼里价值太小太小了。辛苦劳作一年不过维持温饱，日子依旧不见起色。

　　这个从小干农活儿的少年下决心改变。走的那天他甚至想，“巴不得把农具摔了”。

　　可11年后，他食言了。近几年间，周建重新注意到了那些土地：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外流，农村大量土地面临无人耕种的局面。一个新的群体开始诞生——农场主集中“流转”了这些土地，集体耕种开发。

　　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成了周建眼中不可逆的趋势。出生在农村的他又一次和土地亲密接触，通过大量走访调查分析，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些新兴的“农场主”具有极强的金融开发价值。

　　有太多种田大户向周建诉苦，试图扩张规模的他们常被赊销和资金链困住了手脚，一年投资下去，更新一台农机都是奢望。同时，还要面对银行借贷流程的繁琐，一拖一慢之间，往往就误了农时。

　　这些“朴素的”烦恼触动到了周建。

　　2013年，他创立的“农分期”正式以互联网金融为工具介入了这片广袤的“蓝海”。公司专注土地规模化种植领域，集中于农机、农资市场，围绕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向可规模化经营的农户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如果用社科院2016年发布的《“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来解读，周建重新拾起“农具”深耕的土地，拥有超过3万亿元的市场。但对这个从农田里走出来的创业者来说，那片土地更藏着新一代中国农民对致富最真诚的渴望。

　　人人都以为种田大户有钱，实际上我们却是农村最缺钱的一批人

　　周建有一双能洞察需求的眼睛。创立“农分期”之前，他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就玩过校园快递，也搞过互联网旅游，甚至在那时就捣鼓过互联网外卖和排号。他还赶上了网页游戏的黄金期，小赚了一笔。

　　这双眼睛也装下了11年间农村的许多变化：越来越空心化的村落、抛荒又流转的土地、和城市越来越接轨的生活……

　　当这双眼睛对准农村，聚焦再聚焦，很快便注意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群体——种田大户。

　　这些小有积蓄的中年人把钱投进地里，成了动辄几百上千亩地的主人，管理着最现代的农机。可这些人，竟然无一例外地被资金困扰。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的种田大户袁其勇直呼，“都没想到自己会缺钱”。在承包1700亩土地之前，他是一个农资店的老板，收入稳定且丰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在5年前第一次承包土地，“就想着拿几十万元，搞个几百亩就行了”。

　　地包下来了，他却突然发现，想要保证质量需要整修田地，把小田变大田，还得搞搞水利，牵一下电路。好不容易忙完这茬儿，他又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厂房和烘干房，还得搞一个基地。此外，还有农机农资农具一堆的开支。

　　就这么一点一点砸钱，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积蓄已经全砸进了地里。

　　他缺钱了。

　　“小打小闹不差钱，一旦大规模运作就会差钱。你想想，土地整改要耗费多大的物力财力，想打造高标准农田，我们得投入多少资金和人力啊！”他说。

　　同县的另一位种植大户刘瑞春也为钱的事儿愁了好几年。这个留着利索短发的中年人发现，除去农场建设，农机的折损率也很高，没过几年就得更新一次。打工十来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积蓄，几乎全部变成了这些“资产”。

　　以前自己当机耕手时，机器坏了可以慢慢修，可现在承包了上千亩土地，他“急的不行，机器坏了，晚一天就有可能耽误农时”。

　　没办法了。他拿出手机，把通讯录里几百个人名从上到下翻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不知道打给谁。作为村里的“能人”，他一直是亲戚朋友找来借钱的对象，“他们都不知道我日子很难过，我说没钱了根本不信”。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找同样因缺钱上火的刘瑞春借钱，被拒绝后生气地说，“你就是不想借钱给我，这个亲戚不处了。”

　　他也想过要找银行，可繁琐的手续根本等不及，有时候就算“层层审核后”批下来了，也耽误了农时。这个中年人只能一点点看着自己的钱包成了卡包，钞票飞速地溜走，他没辙了。

　　最难的时候，他把种子撒下去，却没有钱再买肥料，地里一片生机勃勃，他却难过得想哭。一想到这些绿油油的麦苗不施肥，很快就得枯黄死掉，这个安徽汉子每天饭也吃不下，天不亮就出门去借钱。

　　“其实银行的做法我也理解，可我们农民不到关键时候谁会厚着脸皮去借钱呢？” 刘瑞春说，“包完地没钱整修水利和土地，买了农机又缺钱买农资和农具，人人都以为种田大户有钱，实际我们却是农村最缺钱的一批人。”

　　这些故事都是周建从未想过的。在这次调研之前，他正在尝试“最高大上最前沿”的互联网金融事业，他从农村走出，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刚上大学时那个连红绿灯都搞不明白的农家少年已经彻底变成西装革履的金领高管。

　　他突然想为这些农民同胞做点什么。

　　那双眼睛睁大，开始去捕捉藏在田地深处的细节。他在邯郸调研时发现，一个种田大户恰逢玉米价格调整，亏本的他嫌900元一亩地的地租太高，决定退还一部分给农户。没想到，这些大多在县城和城市工作的农民纷纷表示，“退给我们，我们也不要。”他们和种田大户商量，“要不然降到650元？”

　　“那么笨重费力的农具脱手了，怎么可能再去拾取呢？”周建很确定，土地流转承包几乎已是大势所趋。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份事业，一份属于来自农村的自己真正的事业。

　　在派出所和村委会拿下客户

　　周建为这份事业找来的“助手”，是他最为熟悉的伙伴——互联网金融。

　　他期待，以此作为工具，介入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层面，为种田大户提供农业服务。比如，农户需要更新农机购买农资，在过去往往都要向经销商赊销。经销商一般体量偏小，赊销过多对其也有相当压力。而现在，钱由“农分期”先出，农户可向“农分期”分期付款，也可以选择在粮食收获的季节还款。

　　设想很美好，然而，现实给他先浇了一盆冷水。

　　很多种田大户尽管被资金问题困扰，却还是不愿放开手脚，也不相信互联网金融。“挣多少钱就做多大的事儿，我们不需要借钱，不搞这些东西”。还有人好面子，千叮咛万嘱咐让周建的人“一定要晚上去”。很多种田大户也担心周建是骗子。

　　接触得多了，他和团队开始为这个群体“画像”，最后得出了结论，这个以80后90后为主的团队需要面对的，是一群平均年龄47岁、智能手机普及率只有30%的种田大户。

　　周建团队的年轻人用了“最土最笨”的办法，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了这些土地，顶着烈日，冒着大雨，大海捞针式地寻找客户。那些年轻人都“晒黑了好几度”，但也最后靠着真诚打动了这些农户。

　　有时候为了让他们打消疑虑，团队的年轻人还会专门把签订合约的地方定在派出所或是村委会，让第三方参与见证。

　　客户一天天多了起来，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金融机构在此时却嘀咕了起来。前两年，很多金融机构都不愿意借钱给农户，在他们看来，涉及农户的征信问题太难太复杂了。比起农村，他们依旧更热衷于那些“高大上的投资”，投资农业说出来更像是“开玩笑”。

　　周建觉得自己走到了失败的边缘，一堆农户等着用钱买农资农机，他却拿不出来。

　　这个年轻人能做的，只能是“反复地劝说”。金融机构对农民不放心，他就让对方随机抽，带着人跑到农村亲眼去看看这些农户的情况。

　　他觉得不少金融机构跟自己犯了同样的毛病，“经验主义问题太大了”。周建说，自己一直觉得足够了解农村和农民，但实际上，上亿农民在过去几年中正在进行着分化，种田大户居于金字塔的中上层部分，土地规模化种植之后，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这些种田大户，普遍都能遵守契约精神。“他们平时都在赊销买农资农机，都被商业行为教育过，他们了解商业，有契约精神，也懂遵守规则”。

　　事实上，“农分期”提供的数据显示，运营4年来，账目的不良率不到百分之一。

　　三天两头跑金融机构的日子仿佛还历历在目，那时候周建总会想起自己曾经的创业经历。他和合伙人一起做网页游戏时，“轻轻松松”，每天都有大笔资金进账，没有太大难度，“就是挣快钱”。可时间久了，他开始觉得没有意义，“一瓶你曾经梦寐以求的可乐，如今天天都能喝到，就是这种感觉”。

　　他还是想坚持下去，坚持着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做下去。这个年轻人架着黑色镜框的眼睛里，一直牢牢地记录着一段故事。那个为钱发愁的刘瑞春在得到“农分期”的贷款后，笑着露出了齐整的白色门牙，“这下可以腰杆硬一次了！”

　　刘瑞春告诉周建，自己以前没钱，只能向农机经销商赊销，可欠了钱，之后说话都没了底气。机器坏了，打去电话，对方永远是敷衍，“今天没人，人排不开”。

　　他没得选择。能让他赊销的就那么一两家店，他其实早就看好了别家的农机，可却没办法购买。面对每次的拖延，身为“欠钱的人”，他甚至不敢像一个普通消费者那样发发火，大声地为自己的权利辩解一句。

　　他怕第二年农机店不让他赊销了。

　　“真的，‘农分期’让我们能挺直腰杆了！”这个中年人笑着说，自己贷款批下来那一天，立马就换了农机的品牌，一点儿也没耽误。

　　周建把这件事儿一直记在了心里。

　　他们征信不查房产不关心担保，第一件事是观察种田大户的鞋

　　熬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金融机构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个新群体，也开始适应周建开发的新“征信”标准。

　　在过去的农村，种田大户要向银行贷款，大多需要抵押和担保。在“农分期”，周建把这两项“不太具有现实意义”的标准砍掉。在他的主导下，“农分期”一线工作人员征信不查房产不关心担保，第一件事是观察种田大户的鞋。

　　“很多大户的鞋都是军绿色的解放鞋，鞋底都是泥巴干了的痕迹。”一位“农分期”一线工作人员说，这样的大户往往就是对自己的田地负责的，也值得信赖。

　　他说，自己还会专门问农户对自己土地的了解程度。涉及具体的征信，他就像“相亲一样”，要把对方的个人情况、成长历史、不良嗜好、家庭成员的职业及健康状况都了解的清清楚楚。

　　特别是收入问题，这个有些“敏感”的问题，他们会确认清楚几年后大户的具体财政情况，还会搞清楚钱的流向，“看是不是有借高利贷、赌博等情况”。

　　他们还会做背景调查，常常去问村民大户家夫妻俩是否常吵架，是否有赌博嫌疑等。

　　几趟跑下来，几十个问题有了答案，这个大户是否值得放贷也有了答案。周建说，“农分期”成立近4年，线下六七百人的团队，就是这样“把双手双脚都插到泥土里去”，一点点降低了风险。

　　4年用脚跑出的业务不仅带来了业绩上的提升，也让很多“没怎么读过书”的农户认识到了互联网金融，普及了金融知识，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甚至，因为“农分期”的强势表现，不少地区的银行“俯下身子”，去学习他们的方法，主动向农户放贷。周建听说，还有不少银行直接来挖自己的员工。

　　如果用数字去衡量，4年过去，周建和他的“农分期”也已覆盖种田大户近40万，累计服务土地收益面积达300万亩。他们的足迹也从淮河之滨一路延展到齐鲁大地和江汉平原。如今，江苏、安徽等7个产粮大省已有上百个“农分期”办事处，覆盖上万村镇，累计交易规模约14亿元，促进农机销售超过3万台。

　　14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在周建眼里，这个数字跟3万亿元相比，还是太小了。他还有更多的事儿想做。

　　他曾看着一个县城土地规模化种植的面积从百分之三十扩展到了百分之六十，这些大户种了什么、规模如何，这个县城还有多少土地等待规模化开发，在哪里，这些问题他的答案甚至比统计数据更精准。

　　“农分期”甚至开始尝试动态信息监控，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对过去3年种田大户成长的曲线进行分析，预估农户未来孩子结婚、生育下一代的平均支出是多少，中途需要多少，又是否会对生产规模产生影响，再加上种植惯性等因素，来推导种田大户的未来。

　　“就像一面镜子，能看到农户的未来，也能看到一个县城土地规模化的进程，甚至能一窥中国农村发展的进程。”他说，很多数据他都会和当地农委分享，力图实现双赢。

　　小的时候，周建总需要抱着比自己还高的稻草和麦子来来回回走，麦芒和水稻的叶子总会不小心划伤自己，薅草也是项苦活儿，常常拔都拔不动。收获的时刻对他来说，更像是劳作的结束，是宣示轻松，也是家里能见点儿荤菜的难得日子。要在往日，没钱的一家人想买日用品，还得靠周建去村里的杂物铺赊账，大人不好意思开口，只能等到收获的季节再补上钱了。

　　可如今，当他看到那些农户历经了一季辛劳，终于换来了沉甸甸的粮食时，那些喜悦满足的笑脸让他也不禁被感染。他会一直想着，“自己勤劳种的地，终于收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