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今日已沦为集体打工者？

　　在纪念云南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同时，4月份，化名为“一个新云南人”的读者在提供给云南当地媒体的一篇题为《商业探险精神缺失，云南人最大的悲哀》文章中，痛陈“慵懒、闲适成了云南这个地域的标志和卖点，云南人失去了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

　　云南人今日已沦为集体打工者？

　　本报记者 刘世昕

　　“慵懒、闲适成了云南这个地域的标志和卖点，尽管这可以吸引一部分游客，却与现代商业精神背道而驰。云南人就这样失去了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

　　这一段带刺儿的话出现在4月份化名为“一个新云南人”的读者提供给云南当地媒体的一篇题为《商业探险精神缺失，云南人最大的悲哀》文章中。一个月来

　　，“云南人究竟有没有失去商业探险精神”成了媒体、学者、生意人，甚至是当地老百姓关注的话题。

　　必须交代的背景是，商业探险精神被争得热火朝天的同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将在当地贯穿全年。

　　滇商曾经的辉煌和冒险创业精神的逐渐缺失

　　600年前，一个云南人，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舰队，从江苏太仓浏河启航，开始了七下西洋的壮举，使明朝与多个国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政治、贸易关系。郑和―――一个滇池边出生的人，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作为商业巨擘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云南商人。

　　“一个新云南人”在信中说，与晋商一样，滇商也曾经票号满天下，但令今日的云南人沮丧的是，滇商曾经的辉煌与滇人曾有的冒险创业精神早已不在。受地理、政策、人文环境等因素影响，今天的云南人保守封闭，眼光短浅，心胸狭隘，视滇池为沧海，不爱冒险，缺乏开拓精神。

　　“一个新云南人”的证据是，与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相比，云南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却严重滞后。截至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截至2003年底，云南私营企业总户数仅为4．42万户。

　　还有，在云南投资兴业的浙商超过20多万人，昆明市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螺蛳湾市场里70％的经营者是浙江人。在丽江古城，大部分商家的老板是说着南腔北调的外乡人。在云南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60％的来滇浙商在从事贸易。云南的闽商也至少有20万人。

　　当地最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卖水果的是贵州人，卖塑料制品的是湖南人，卖衣服的是浙江人，卖建材的是福建人，搞工程的是四川人，而云南本地人已经沦为集体打工者。

　　创业精神的缺失是否可归根于“懒惰”

　　云南人为什么会沦为集体打工族？

　　一位退休工人的看法是，“云南人的根本问题就是太懒惰，挑三拣四，小事不愿做，大事又做不了”。

　　成都的陈凌给媒体写信说，他认为把云南人的毛病归结为惰性是一针见血。他用自己的经历来证实云南人的懒惰：为了联系业务，每天早上7点多出发，本以为街上随便就能找个卖早点的店铺，却发现大大小小的早点铺大部分还没有开始营业。虽然这是个小细节，但是这位成都人认为，至少早点铺错过了一些挣钱的机会。

　　章光京也是一名外地人，他说，他不太明白为什么昆明一家有名的酱油铺门前始终络绎不绝地排着长队。他更想不明白的是，过不了多少日子，昆明市总会冒出一些排长队的新地方，有时候是新开的包子铺，有时候是新面市的麻花店。他说，托别人的福，他也尝过那些排长队买回的包子，可尝不出有什么奇特的味道值得排个把小时的队。

　　章先生认为，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同地方的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比如在沿海一带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可能会用来赚钱。

　　在昆明打麻将、打扑克的人也很多。越来越多的云南人开始扪心自问，一天同样都是24个小时，为什么福建、浙江等地的人就能做成大老板，而大多数云南人却只有给别人打工的份儿呢？

　　“安守本分”能是云南人的最大特点吗

　　云南人为什么会沦为集体打工者的另一种说法是，温暖的气候造就了温和的云南人，也让其斗志激情变得更加温和。

　　按照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纳麒的说法，云南偏安一隅，少数民族很多。解放初期，许多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时期。田园牧歌、按部就班、春种秋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陶冶了云南人的生活态度，造就了云南人依恋家乡和土地的心态。他们循规蹈矩的生活态度，导致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的缺乏，加之地理环境封闭、交通不发达，云南人思维方式上的相对保守也就更突显。

　　云南人都愿意把自己称作“家乡宝”。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所生长起来的云南商人，也大多是本分地生存，本分地劳作，本分地获益。

　　纳麒认为，云南人这种“安守本分”的文化特点和生活态度是当地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因为本分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本分为商业诚信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美的转型时期，各路诸侯使出各种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时，云南商人由于骨子里的本分，错失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极好机会。

　　纳麒进一步分析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型产业结构特征，也是造成当地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云南的产业是粗放型的，侧重于资源开发，制造业非常薄弱。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云南市场上的大量消费品还得从东、中部运来，东、中部的商人随同商品涌向云南市场，占据巨大市场份额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云南缺乏深加工的产业支撑，巨大的附加值也必然流向东、中部，这加剧了云南经济发展的滞后。

　　是有“家乡宝”的观念在作梗吗

　　云南人是否缺失商业探险精神的讨论，让在云南做生意的外地人坐不住了。在云南做生意的浙江商人吴建国是云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他愿意回顾自己发迹的历史，看看浙商为什么在云南当老板。

　　吴建国说，浙江企业的成长经历了三个阶段。浙江人多地少，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大批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他们做手工艺、蹬缝纫机、补皮鞋、做木工、洗碗、扫厕所，无所不干。当时不走出去就会被同乡视为没出息。云南是地多人少，只要守着土地，日子就很舒适，因此云南人是“家乡宝”。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门在外的浙江人把信息传回老家，乡里乡亲知道外面有市场，于是就在小村小镇里开起了家庭式的小作坊。市场需要什么，家乡就生产什么，这就是浙江人最初的以产带销。吴建国说，这一点，云南企业就比较欠缺了，各做各的，没有合作，很容易造成销售渠道不畅通，货物积压、过时。

　　浙江人的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产销也呈现良性循环，慢慢就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加工制造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浙江商人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进入2000年以后，浙江商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有了寻求更大发展的欲望。于是开始了二次创业，以大企业、大集团的形式寻求发展。

　　吴建国还特别提到自己的一个故事。1989年初到他云南时，已经有上百万元资产，但他从不坐车。他说，浙江人自古有勤劳节俭的传统，即使是很富有，也不能乱花一分钱。他从旧货市场买了辆自行车，天天骑着去谈生意。后来觉得骑单车速度太慢，又改乘公交车，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他说，现在云南私车非常多，但这与大多数云南人的收入水平是不相适应的，云南人挣一点花一点的生活习惯，是缺乏长远发展的观念，这样做，很难完成原始资本积累。